7 z+ C3 e4 x1 a2 d: m/ K我们今天要谈的anticipating也就是“预测”,但并非毫无根据的预测,而是要根据我们的“图式”进行有方向、有依据的预测!当然我们不可能保证预测永远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正确与否我们的预测都会对同传的顺利进行产生积极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正在现场翻译一次金融方面的会议,其主题可能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那么在与会之前我们就必须筹划建立我们有关此次会议的“图式”,也就是背景知识。对于职业口译员来说,为会议做200%的准备并不夸张,因为你除了需要阅读会议主办方提供给你的、与会议直接相关的资料之外,还必须要寻找和阅读大量与会议讨论话题间接相关的背景资料。更有甚者,如果你所要做的会议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你可能仅仅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相关背景材料远远不够,那样的情况下你最好去图书馆找一些相关专业的书籍系统阅读,从而形成一个有关该专业的基本的概念框架和知识结构。当然我所谈到的这些都是针对职业口译员的,在目前的市场上,能够做到200%准备的口译员并不多。一是因为会议主办方往往直到会议开始前不久才联系译员,二是由于某些口译员在“旺季”是根本没有工夫精心准备每一场会议。 ) B6 F% O3 V) V 4 a9 W4 K9 a7 s# c回到我们的例子。这场金融会议讨论的既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情况,那么我们在会前所需要做的“头脑风暴”有哪些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宏观经济所包含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像GDP,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等。其次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恐怕应该是有关这一话题的最前沿的概念、研究和实践。因为需要同传的大型国际会议往往都是中外专家、学者和官员交流最新行业信息的平台,他们讨论的话题常常不会限于我们日常所了解到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是不断触及到许多虽然已经提出,但却并未普及的理念。例如与GDP相关的话题,发言人就有可能讨论到绿色GDP的概念或是某种前沿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如果我们对这些前沿理论与概念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仅凭临场的发挥,恐怕难免会有疏漏。/ U# U. p2 a4 j2 M
. Z6 i( \3 ~" [5 b如果说有关宏观经济的话题在网络上几乎能够找到所有基本信息和最新信息,那么对于一些生僻一些的话题,我们恐怕就得更多地依赖图书馆。例如我曾经与一位同事合作过一场有关石油勘探与采集的研讨班,一周的时间外国专家授课,与以往一些会议只讨论有关石油发展的宏观趋势和政策不同的是,研讨班所涉及的话题非常深入、具体,而且前来听讲的也都是中方的技术人员。记得当时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如果让你们俩去油田待个半年,这些技术细节你们就都理解了!可惜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我们只是同传,是这一场石油,下一场生物质燃料的口译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同事只能依靠从图书馆借来的一些相关书籍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石油勘探、钻井与采集的基本词汇的中英文对照,以及相关的知识。由于我们的精心准备和预测,现场的中方技术人员都纷纷过来询问我们是不是就是石油行业的从业人员。 7 C( q, k* s5 |) m5 ~$ h. ^1 w/ R4 z+ h
除了会议前的准备和预测,在做同传的过程中也充满着预测的乐趣。我们的“图式”不仅包括对相关话题的知识储备,还应该包括对于一般发言稿的风格与结构的了解。在一本名为《目的性行为》(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的翻译理论著作中,作者提出了“目的性理论”(Skopos Theory),即选择何种翻译方式应该有翻译的目的来决定,也就是要根据文体的功能进行翻译。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文体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在同传的预测过程中有的放矢。例如,发言人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则采用的发言方式无非就是几种,像先提出一个反面的观点作为靶子加以批判,或者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强调说明,又抑或是先用一个实例引出自己的结论等。我们若是能够对这样一些基本的语篇习惯及其结构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在同传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不断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发言人即将谈到的内容加以预测,这样往往可以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从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翻译质量方面。 ; f& j" r; m8 u2 ^$ g" s/ d* ~, Y# |9 d4 \" I
当然,预测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预测错误怎么办。英国诗人蒲柏在诗中说:It’s human to err,同传也并不会因为精心准备就具有某种百读不侵的特异功能。同传出错,如何“勾”回来,那是另外一个需要一整篇来讨论的话题,此处暂存不论。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预测出错并不可怕。在同传过程中,我们不断预测,如果预测正确,那么事半功倍;如果预测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我们可以很快抓住正确预测那部分所腾出的时间处理错误的部分;而如果预测完全相反,那更好了,因为我们只要把自己所想的话反过来说就可以了,不是吗? 7 u D/ R* o, ?9 S* z, r 4 E* P7 r3 A5 k6 i! D: A问一问有经验的同传译员,几乎人人都有不断预测、有不断根据现实修改预测的经历,用句俗语说就是:预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预测是万万不能的!. v! E( L2 T& Q6 M* |
: x3 N: X8 O' ]( Q/ B* s% s9 y第五条:Using simple sentences.9 ]3 f, Z. I1 k6 h9 u+ G
" I" r+ ^ z' G: ~) L$ b真理永远都是简单而直接的,就像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等于180度,一加一等于二。真理不仅简单,而且一定是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所易于理解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说话可能各有各的风格,有的人喜欢用简单直接的真理式语言,而另外一些人则有可能倾向于使用一些繁冗反复的语式。作为一名同传译员,各种说话的方式都碰到过,然而回头总结一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一位正常演讲人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表达一种观点和看法;无论演讲人采用什么样的逻辑和证据去表达和阐述其观点,其中心意思一定是融会贯通在每一段表述之中的! 7 D3 V) |- Q& T* n" K3 |% d) [' U. F+ m' y% ^" Q
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在工作时的精神压力是很巨大的。对于一名合格优秀的译员来说,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始终保持表面的平静和某种绅士风度。即使发言人的讲话再快、再乱,一名优秀的译员也仍然需要表现出良好稳定的心态和平稳准确的翻译状态。记得曾经有位联合国资深同传来北京讲学时提到他去动物园看鸳鸯的故事甚是有趣。他打趣说同传译员其实就像是在水面游泳的鸳鸯,表面看去姿态优美、闲适,在水面上不紧不慢地划出漂亮的水韵,然而如果往水面以下观察,会发现它们的腿在水下紧张快速,甚至有些忙乱地划动着。同传译员与此相似,大脑在高度紧张快速地工作着,然而表面上却仍然需要表现出不急不忙的优雅风度!! a. @) z" I. C% Q;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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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种种技巧之外,尽量使用简单句表达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技巧。在口译现场,使用简单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只是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尽量使用简单句,那会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在写作是能够心无旁骛地专心遣词造句,选择简单句式,然而在口译的现场,如果发言人本身说的就是简单句还好,如果碰上一位特别喜欢拽长句的发言人处理起来就困难得多。 ( s, k- h0 k2 Q X9 f' ?) X2 [" a
一般说来,除了哲学中的某些概念和观点必须用诘屈聱牙、回环往复的方式来表达之外,在同传所能接触到的主要学科领域通常都不会遇到无法用简单句来表达的观点或逻辑。我们所谓的简单句,大概指的就是由主谓宾三个成份组成的基本句式。在中英文中,这种句式都是最基本的,任何复杂的长句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般都可以简化为有多个简单句组成的结构。如果专门学习过笔译,大家一定训练过长句的翻译,而翻译长句的一个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拆而分之”。“拆分法”的关键又在于辨别主句和从句,再分别寻找到主从句的主谓宾。在文学翻译中为了体现原文的语言风格,也许这种化繁为简的方法并不可取,然而在口译工作中却是完全适用的。 P3 T) \5 ]0 V : w' C; D* ?2 W' R$ T) u3 h有过用英语写作经验的人一定都能感受到驾驭英文长句的难度。即使是我们的母语中文,驾驭长句也会增加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负担。前问题到过的法国学者Daniel Gile就曾经在阐述他的“精力分配模型”(The Effort Model)时提出过一条“最省力”(The Least Effort)原则。他的意思是由于同传对于译员大脑处理信息能力的苛求,译员往往会选择“最省力”的处理方式。同传译员在现场工作时大脑至少同时要处理以下几方面的信息,首先是发言人的信息输入,其次是对信息的分析、归类、消化、理解,再次是对信息的翻译,最后是以另外一种语言输出信息。然而这还只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因为在同传过程中还有许多边缘性的信息也在争夺者空间。例如,译员必须拿出一部分的精力来储存短期记忆,也就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分析和翻译的不断涌入的信息,它们需要通过译员的短期记忆来暂时保存。此外,译员在现场还会碰到机器噪音、会场杂音,甚至会场突发情况的种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译员别无选择而只能努力使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最大化,并同时使得自己花在每一项信息处理任务方面的精力最小化。( I- N; n7 O9 s1 M, t) z, S, `8 U. e
& m% ^) w o; i使用简单句,为的正是使自己花在输出方面的精力最小化,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方面的信息。当然,倡导使用简单句,并不意味着要求译员的每一句译文都要像I’m a student这样简单,而只是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使得译文简单易懂,尽量使用比较简单的句式,这样不仅减轻了口译员的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听众的理解。至于什么样的句式才算是简单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应该去讲写作的书中找,不过这里可以推荐一本英文书名曰:Style,专讲英文写作,写得很好,很有借鉴价值! ' |" y+ n( H4 y" G) K! r1 A& J! ?' N- b6 k
还有一点提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同传中遇到长句最好拆为短句、简单句,然而为了使疑问不至于显得过于单调、刻板,不妨在遇到简单句的时候做一些“加花”的处理,因为此时你会有更多精力可以分配给译文的输出! . M- e+ h7 j {* p& \8 x% ?9 r7 K9 ?. m; C5 Q5 g: i1 l: B6 n* T 第六条:Be natural. 2 G4 {3 H: z! f% X* v! X2 c( X/ o+ @- w( q/ b. j
Be natural 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要自然而然、不露痕迹。% Y# t ~: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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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倡导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 Dynamic Equivalence)的核心概念。奈达在1964年出版的《走向翻译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中指出,“动态对等”指向的是译入语。而“动态对等原则”的核心就是要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法、习惯以及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译文不应该带有明显的译出语的痕迹,而是应该尽量自然而又不露痕迹地融入到译入语的语境和逻辑之中。其实,奈达强调的“功能或动态对等原则”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讲的翻译“归化派”。. C7 X) w+ t8 H3 x- N2 z: w6 z
0 }' I7 @& f5 _. X) a2 @在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方法或曰态度,即“归化派”和“异化派”。前者强调译文必须完全融入译入语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使读者看不出是译文,例如清末的一些翻译家,他们采用纯正的中国古文翻译西方小说;而后者则倡导保留译文的异域风情和特点,甚至直接采用原文的音译,这样可以增加译入语自身的丰富性。这两派可以说是自古就有,双方谁也没有完全说服过对方,而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种种译文也是齐头并进,半斤八两。 . g7 E; e" n9 V5 y3 L" }/ t( V9 }: O$ W# X3 y! Y* J6 u2 q7 ~
从经验来说,对于一场同传,听众更愿意听到的大多是“归化派”的译法,因为这样的翻译听起来会比较舒服。然而对于高度紧张工作的同传来说,想要始终做到“归化”处理却又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归化”对同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你有更长的EVS,也就是说你必须听更多的信息之后再对其加以处理,否则就只能遵循原文的结构和顺序,无法实现“归化”。大家在谈同传技巧时,往往会提到一种技巧,叫做“顺句驱动”,也就是说,顺着原文的句式往下翻译,不做任何顺序或结构的调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I saw Tom yesterday in the classroom where we used to have classes.如果是在同传现场,为了减轻压力,口译员很有可能会采取“顺句驱动”的方法尽量缩小自己的EVS,出来的译文可能就是:我看见Tom,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在那里上课。这样的译文看起来很蹩脚,但是高明、有经验的口译员就会对“顺句驱动”做一些调整和处理,从而使得全句显得更为自然,例如这样处理:我看见Tom了,那是昨天在教室里,我们以前曾在那间教室上过课。这样的译文虽然还让人觉得不够“自然”,但也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临场应急处理方案了!( O* W! f: ^3 e+ |6 N. w